《野蛮人入侵》：拍着拍着，电影就成真的了…
陈翠梅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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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彭若愚
流浪于文字与光影间的文学研究生
采访对象：陈翠梅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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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活跃于马来西亚独立电影界的陈翠梅导演，是近年来势头强劲的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她曾凭借长片处女作《爱情征服一切》入围多个国际电影节，并于第1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斩获新浪潮奖与国际影评人协会奖。陈翠梅导演以其日常而有疏离的生活展示，克制内敛的情绪表达以及对人物之间错综关系的探寻与呈现而备受称道，驰誉影坛。今次，她将携其自编自导自演，十年磨一剑的新作《野蛮人入侵》参与到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角逐之中，最终获得评委会大奖。8月10日，本片终于在中国大陆上映。
本片以“元电影”般的创作概念呈现了一名过气女演员在婚姻失败成为单亲妈妈之后，试图复出再起的故事。而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影片展示了女性在事业与感情的种种矛盾中如何追寻和求证自我的一个过程。值得称道的是，陈翠梅导演在这部作品中尽管罕见地加入了类型电影的元素（动作、犯罪），展现了拳拳到肉干净利落的功夫场面与千里追索险象环生的逃亡段落，却并未受到类型框架的桎梏，亦不曾落入程式化的情节模式。
她勇敢打破传统叙事的窠臼，不仅止于戏中戏的嵌套结构，更进一步混淆了戏内戏外的虚实界限，达成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无缝衔接。它以天真却灵醒的目光，带领观者徐徐走入一个莫衷一是各有省思的光影世界，在随着女主角发现与认知自我的旅途中，尝试破开既有的思维定式，以全新的目光审视“何为自己”这一命题的意旨。
《野蛮人入侵》海报
深焦：可以先谈谈《野蛮人入侵》这个片名吗？虽然之前有看您提到选择这个片名是因为在拍摄计划过程中带着孩子而造成诸多困扰与不便，但从影片完成后的结果看，它并不纯然是一部讲述母子日常与生活纠纷的作品。不过您依然沿用了这个片名，对此，是有哪些方面的考量呢？
陈翠梅：可能我是写着写着，离题了。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在跟小孩和工作间来回拉扯，老是想着这句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原文：每一代人的文明社会都被野蛮人入侵——我们称他们“小孩”。—汉娜·阿伦特 “Every generation, civilization is invaded by barbarians - we call them "children".”― Hannah Arendt）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小孩是那个野蛮人。后来觉得比较像是，所谓的文明社会，其实是对每个个体的侵占和控制。而我想做那个不文明的野蛮人，狠狠地打破文明秩序。
《野蛮人入侵》拍摄现场
深焦：本片显露出多样化的风格表征。乍看是通过“元电影”般的创作概念展示一名女演员复出拍片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实际上却并非简单的嵌套结构，在糅合了部分类型化元素（动作、犯罪）的同时，还有意混淆了戏内戏外的虚实界限，让观者感到在影片与影片里的戏中戏这两个情境间反复横跳。想请问您选择如此拍摄本片的缘由？或者谈一谈您在创作中的一些想法。
陈翠梅：后面你有问题提到关于“破执”。这个词很好。我自己在设计时是用“破”这个字。每一次喊“卡”，都是一破。可能是我对传统叙事有点不耐烦吧。叙事电影需要观众代入戏中人物，与之共情。所以大家都在拼命地演真。因为表演情感不真，一“出戏”，电影就完蛋了。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地在演。我喜欢国王的新衣故事里那个小孩。偶尔我们需要那个天真的不会表演的野蛮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很多年前我问过布鲁诺·杜蒙，“什么是电影？”他认真地想了一下，很郑重地回答我，“那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那就跟你问，什么是生活是一样的。”我还在想着这个问题。
《野蛮人入侵》拍摄现场
深焦：影片中的导演讲了一个关于宫本武藏的故事，进而生发出曾经电影是一切，而今一切都是电影的感喟。那么请问导演您是否也处在一切都是电影的状态中呢？比如我看花絮中您孩子对您在进行动作培训时造成的一些小麻烦就有被您复现到本片之中，那么您会否觉得自己的生活同电影创作已然十分紧密地连为一体了？
陈翠梅：我的电影，都是比较私人的吧！不一定是真人真事，但的确是受到生活所启发的。其实电影在我的生活里，占很小的部分。我比较像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电影只是我生活的影子，甚或是魍魉。我一直都在做着很多与电影无关的事，按照所花时间以此是：睡觉，看书，吃饭，发呆，谈恋爱，运动。后来有了小孩，前面三年，什么时间也没有了。而我目前的状况，除了小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巴西柔术上。
《野蛮人入侵》拍摄现场
深焦：本片似意在呈现女主追寻和求证自我的一个过程，不论是武馆师傅对她“学功夫，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教诲抑或是僧侣对她的点拨指引以及她对着镜中的自己再三追问“我是谁”的场面都兀露出她的迷惑与对认知的渴望。请问您是如何看待通过藉由身体与精神这两方面追寻自我的可能呢？
陈翠梅：我有一个朋友李红旗，他有阵子学八卦拳。他跟我谈“得体”。不是穿衣服得体那个得体。是“得到”身体。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科学认识上，我认为没有灵魂这一回事，所有思想意识，也还是属于身体的。我们的所有活动都是电光石火之间的化学作用。去感知身体对认识自我很重要。静坐是一个方法。拍电影是一个方法。习武也是一个方法。
《野蛮人入侵》剧照
深焦：影片收束于一个远景镜头里，导演在海上舞棍后将双棍掷入海中的画面。请问您为何选择以这样一个场景作为结尾？弃棍之举算是“破执”吗？还是说终于心神泰然无需再依凭外物？可否谈谈您的用意？
陈翠梅：“破执”这个很好。其实每次喊“卡”，都是一次破执。后面倒没有这个“终于心神泰然无需再依凭外物”。本来还有在犹豫着最后黑幕了再来一个“卡！”后来决定不要。在黑暗的戏院里看戏，都像一场梦吧。看完了戏，都会有点恍神。我觉得恍恍惚惚地回到现实就好，不要卡一下破坏掉那个电影和现实的转场。
《野蛮人入侵》拍摄现场
深焦：片中导演有一句：“伟大的灵感常常来自愚蠢的玩笑。”这是您取材于生活的台词。那么您在拍摄本片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一些出于即兴，并非有意为之却心灵福至而临场发挥的段落可供分享呢？
陈翠梅：戏里的玩笑很多，尤其是开其他导演朋友的玩笑。更多的是自嘲。至于即兴的部分，戏里的老和尚，是马来西亚英文舞台剧很有名的演员。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之类。他的戏如果照着剧本演，会显得非常舞台化。所以有几场戏台词删掉了，动作是即兴的，比如放蚂蚁在他手上。在海边遇见一只死去的海龟，虽不是即兴，但是也拍下来了。其他段落即兴成分不多，对白都是照着剧本来。
深焦：影片里展现拍摄过程时经常会出现“再来一颗”的情况，在花絮里您拍摄的过程中也偶有相同的状况。而您是自导自演，除了导演的身份之外还兼有演员的工作，故此想请问您当您分别处在导演和演员这两个不同的位置上时，面对“保一条”或者“再来一颗”这种情况，在心态与看法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陈翠梅：拍摄时喊“卡”的是我的监制胡明进，他本身也是一个导演。我们在片场最常说的是，"Let"s Joko Anwar it." （我们来Joko Anwar式。）Joko Anwar是我们的印尼导演朋友，他拍戏都是一条就过。就算是百人打斗的动作场面，也是一个镜头只拍一条。到了剪辑一般几天就能剪好，因为没有其他选择。那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当然一般我们还是会拍两三条，我自己对自己的表演没有信心，可以再来一条，一般还是很愿意的。
《野蛮人入侵》拍摄现场
深焦：本片中人物的地域背景有较大差异，像导演是台湾口音、武馆师傅说一口粤语，女主前夫是东南亚人，女主自己则会讲中文、缅甸话和越南语。这种跨文化视野和相对复杂的亲缘关系会否是片中人物困惑于自我与身份认同的症结呢？
陈翠梅：语言混杂，是马来西亚的日常。平常出一趟门，可能要讲三四个语言。身份认同，的确是马来西亚人的一个大课题。不过这部电影在问的比较侧重于，“什么是自己？”这个问题。
我觉得“自己”是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有些故事是先设的，比如出生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还有父母。几乎已经完整叙述你的身分：年龄，地理，国籍，姓名，关系。比如有人问你是谁，基本上就是：我是陈翠梅，马来西亚人，导演，谁谁谁的女儿或母亲。在这些叙事之中，少数是选择，比如职业。
为什么“自己”是一个故事？我们会给自己寻找原因。打个比方：“我会拍电影，是因为小时候二姐喜欢编故事。”“我想学武，因为我父亲是个武痴。”“我想拍武打，因为最早接触的就是武侠电视剧。”此间种种。都可能是现状寻找原因。我们都精于这种叙事。有因果情节的事件就会形成故事。我的创作，也只是一个疑问，或者说是自问自答。
《野蛮人入侵》拍摄现场
深焦：您有哪些特别喜欢或者说对您个人影响比较大的导演和影片吗？
陈翠梅：特别喜欢洪尚秀。戏里也致敬了一下。另一个是法斯宾德（Reiner W Fassibinder ）但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贾樟柯吧，他算是我的老师。说起武学可能要提下徐皓峰，我觉得他是最懂武学的人。
深焦：能谈谈您目前是否有新片计划或者是已经完成正待推出的作品吗？
陈翠梅：一直有很多计划，但还没有去落实。这几年想拍科幻爱情小品，但还没写好。
编辑：烘箱
世界很烦也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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