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雅集作为传统士人重要的生活趣味和交流方式，推动了北京宣南士乡文化的形成。“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他们以文会友，唱和诗文，纵论国是，辩章学术，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程，而且促进了北京传统文化的繁盛。

士人雅集与宣南士乡

(资料图)

所谓士人雅集是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聚会交流方式，其形式多样，最常见的是诗社雅集。

清代的宣南，以文会友、诗酒唱和，蔚为风气，构成了宣南士乡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师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各地士人因应考、任职或入幕滞留京城，交游频密。而执文坛之牛耳的学者型官员也便成为召集士人雅集的主持者。例如，清初冯溥的万柳堂诗会，清中期的寄园诗会、翁方纲的苏斋诗会等。清后期诗社尤显活跃，最著名的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宣南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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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南诗社，初名“消寒会”，后也称“宣南吟社”“宣南诗会”等。

创建于嘉庆九年（1804），延续至道光十二年（1832），诗社屡举屡辍，前后28年，可考的集会有60余次。

宣南诗社的成员多住在宣南一带，如米市街、保安街、兴隆街、椿树胡同、虎坊桥、宣武门大街、烂缦胡同、上下斜街等处都有诗社成员的寓所。

诗社常在士人寓所中活动。嘉庆年间曾先后在董国华花西寓圃、陶澍印光书屋、朱珔小万卷斋、谢阶树未信斋，胡承珙瘦藤书屋、陈用光太乙舟、钱仪吉衎石斋、吴嵩梁寓所等处集会。

此外也在万柳堂、崇效寺、龙树寺、内城的后海及城外的丰台等地聚会。

其次是修禊雅集。在传统节日里，士人常常会悠游林下，聚会交流。比如社日，分为春社日和秋社日，春社是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秋社是立秋后第五个戊日。陈廷敬《社日黑窑厂同樊酉一》、朱彝尊《社日登黑窑厂联句》、陈维崧《九日黑窑厂登高诗序》等诗篇就是宣南士人社日雅集的写照。

对于士人而言，最看重的是上巳日的“修禊”。古代民俗，于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大多为三月初三)到水边嬉戏，以祓除不祥，后来演变成文人雅聚的经典形式。历史上的修禊雅事，以东晋“兰亭修禊”和唐代“曲江修禊”最为著名。在清代北京，宣南士人也往往在上巳日前往郊外进行修禊活动。毛奇龄《上巳万柳堂修禊奉和益都夫子原韵二首》、陈维崧《万柳堂修禊倡和诗序》等诗篇就记述了清初士人在广渠门内冯溥万柳堂的修禊盛事。朱彝尊《上巳集南城祝氏园联句》则记述了他与徐乾学、徐元文等人在南城祝园修禊的情景。

此外，还有消寒与消夏雅集。北京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宣南文人雅士为消磨寒冬，经常宴饮作诗，谓之“消寒会”。清阙名《燕京杂记》说：“冬月，士大夫约同人围炉饮酒，迭为宾主，谓之"消寒’。好事者联以九人，定以九日，取九九消寒之义。余寓都，冬月亦结同志十余人饮酒赋诗，继以射，继以书画，于十余人，事亦韵矣。主人备纸数十帧，预日约至某所，至期各携笔砚，或山水，或花卉，或翎毛，或草虫，随意所适。其画即署主人款。写毕张于四壁，群饮以赏之。如腊月砚冻不能画，留春暖再举。时为东道者多邀集陶然亭，游人环座观之，至有先藏纸以求者。”宣南士人在严寒的冬日雅集、举办消寒诗社的场面，可见一斑！

冬有三九，夏有三伏。京城士大夫除了借“消寒”雅集，也往往在酷暑之时举办“消夏”诗会。清初著名诗人査慎行诗曰“消夏迎凉纪岁华”。清初著名学者、书画鉴赏家孙承泽在炎热的夏季，或烹茗静坐，或与好友玩赏法书名画，其鉴赏笔记即取名为《庚子销夏记》。朱彝尊《苦热联句》首句称“苦热今年甚，幽州亦蕴蒸，久无甘雨降，惟见火云升”，记录了京城夏日之酷热以及他与朱茂晭、姜宸英、张远等文人学士在京城消夏雅集时的场面。

另外，踏春赏花、郊游雅集也是宣南士人雅集的主要形式。宣南是个多宗教并存的地区，这里分布着众多的坛宇寺庙。踏春时节，宣南士子们以文会友，唱咏郊游合二为一。天宁寺、崇效寺、慈仁寺、法源寺等城南寺庙，都是他们郊游雅集的去处，曾留下无数题咏的诗篇。

除了寺院古刹之外，城南另外一处著名的赏花之处是丰台。据《春明梦余录》记载：“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至迟明代以来，丰台就已成为京城花木的主要产地。到了清代，丰台的花木业达到鼎盛时期。《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儿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红者，杏有千叶者，索价恒浮十倍，日昳则虽不得善价亦售矣。”正是由于丰台盛产鲜花，吸引着众多士人前往赏花雅集，吟诗作赋，为后人留下了《丰台看芍药》（陈廷敬）、《丰台看芍药歌》（施闰章）以及庞垲《丰台看花歌》等诗篇。

推动文化传承与学术交流

在古代，文人们通过雅集活动感受大自然的风物，并在曲水流觞、品茶饮酒间，激发灵感，勃发激情。通过吟诗濡墨，展示文人的风度、气质和才情。更重要的是，雅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艺术的交流、发展与创新。

清顺治年间，宋琬、施闰章、张文光、陈祚明、赵锦帆、严沆、丁澎等诗人相互唱和，活跃于京师诗坛，人称“燕台七子”。他们大多居住于宣南，经常在大栅栏及其附近活动，其领军人物是宋琬与施闰章。进入康熙朝后，王渔洋主盟京师诗坛，他不仅参加“燕台七子” 诗词创作活动，而且提出“神韵”说，影响深远。乾隆中期，主持京师诗文坛坫的是王昶和朱筠。二人“互主骚坛，门人著录者数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目”。王昶住在宣南的“蒲褐山房”，朱筠住在宣南的“椒花吟舫”。这两处宅院一时成为宣南士人雅集觞咏之地。乾隆末年，继朱筠与王昶之后，在京师主持诗文坛坫的当推翁方纲、法式善等人。翁方纲自幼长期生活在宣南，法式善在宣南也有很多活动。他们二人与赵翼、蒋士铨、黄景仁等诗人经常在宣南雅集，或品评诗文，或鉴赏碑帖字画。

宣南士人雅集还推动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学术流派的培育。乾嘉时期，宣南是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众多学者从全国各地来到京师宣南后，往往通过各种雅集活动，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其学术观念和学风发生巨大转变，逐渐成长为学术精英，从地方性学者上升为全国性学者，对学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清乾隆朝开馆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前后参加的学者文人有四千余人，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宣南。《四库全书》编纂不仅使宣南成为当时全国校勘目录学的中心，而且直接推动了考据学对全国范围的影响。据纂修官翁方纲（北京大兴人）在《翁氏家事略记》记述，他一般上午校书，中午饭后便直接到琉璃厂各书铺进行寻访，第二天再回到馆中与各位纂修官进行商讨。据翁氏称，与他经常进行交流的纂修官，有程晋芳、朱筠、钱大昕等人，他们之间“时相过从讨论”，且如此者，前后约将十年。又如，大兴朱氏兄弟主持乾嘉风会数十年，师友门人众多，不仅被时人目为朱派经学，而且被奉为泰山北斗。

宣南士人来自全国各地，把各地学术文化带到京师，在此交流、碰撞，又随着人员的流动，将京师文化成果传播到各地。例如，清前期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字季野）的京城讲会。讲会是明清学人布道传经、切磋学术的一种方式。万斯同至京后，将黄宗羲讲会的学术方式带入京师，在宣南开讲会，盛况空前，“翰林、部郎、处士率四五十人环坐，听季野讲宫阙、地理、仓库、河渠、水利、选举、赋役、朝仪、兵刑诸项”。又比如清中期著名学者戴震，在进京之前，并没有太大影响。乾隆十九年（1754），戴震进京，住安徽会馆，受到钱大昕赏识，并得以结交王鸣盛、王昶、朱筠、纪晓岚、卢文弨等人，“于是海内始知有戴先生”。

寄托士人精神与家国情怀

士人雅集也是传统士人文化精神得以传承的一种途径。文人雅集最为经典的故事是兰亭雅集，此外经常被提及的还有“竹林七贤”，再有就是宋代的西园雅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雅集”已不只是文人赋诗宴游的一种雅事，而是中国传统文人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的象征。

清代宣南士人虽然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噤若寒蝉，但一旦条件允许，通过士人雅集以鼓荡士人精神、为国分忧的传统依然传承不辍。清初，顾炎武数次游历京师，也多次参加雅集活动，其立志探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志向，就为时人所称道。

嘉道之际，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英国、俄国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扩张活动日益加剧，导致西北边疆动荡不安。道光年间发生了张格尔叛乱，同治、光绪之际发生了阿古柏侵占新疆事件。在这种情形下，京师兴起了一股热衷于西北地理的新风气。代表人物祁韵士、徐松、龚自珍、张穆、何秋涛等人，大多居住在宣南或来往于宣南，他们之间的雅集活动充满了对国家忧患的关注 。

与此同时，由黄爵滋、徐宝善在宣南发起的陶然亭“江亭雅集”以及张穆、何绍基倡议的“顾祠修禊”，积极倡导经世思想，影响深远。参与雅集的诸多学者普遍表现出一种关怀现实、改革时政的胸怀，掀起了一股议政之风，在科举制度、水灾、禁烟、变法等各个方面纷纷提出见解，对当时及以后的社会变革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道光十一年（1831）起，黄爵滋先后向道光帝上奏《纹银洋银并禁出洋疏》《综核名实疏》《六事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书》，主张防止白银外流、严禁鸦片。黄爵滋的这些变革思想主张基本酝酿于他所主持的士人雅集。

总之，无论是徐松等人的西北史地学交游圈，还是陶然亭雅集和顾祠修禊，都充分反映了当时士人关心时政、投身社会变革的担当与作为。因此，晚清宣南士人雅集已不仅仅是“流连光景”、饮酒赏花这些文人雅事，更重要的目的是阐发经义、传播学术，进而改变社会风气，维持国是，最终推动了当时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