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南唐文学为世人所重者唯有李璟、李煜和冯延巳的淡雅歌词，其实，在那个与中原政权南北对峙的偏安之邦，“四六”骈辞或许更能代表其兼收并蓄的文化气质。南唐“四六”作家众多，风采韵致各不相同；他们融会南北文风，以“古文”气格行于“四六”之中，表疏章奏，颇造新局，为骈辞艺术的创变与发展贡献良多。
南唐“四六”独盛于五代，与南北分隔江表称盛的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唐末五代战祸频仍，中原地区“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武夫悍将“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礼戕害”。当此血雨腥风文章衰尽之时，杨吴和南唐政权先后相继，割据江淮，保境息民，为南北文人的集聚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南唐代吴之初，“两江土寓比诸侯最广”，“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而开国之主李昪颇能崇文尚贤，礼待多士。中主李璟更是酷“好文学，故熙载与冯延巳、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之徒皆至美官”，“当时唐之文雅于诸国为盛”。后主李煜“才识清赡，书画兼精”，又“精于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绝”。其在位之时，国势颓危，但文化实力仍非他国可比。马令《南唐书》云：“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其所举诸人早负才藻，而盛名所成多在李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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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李氏三代的悉心经营，江南“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辏绛帏。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成为当时中华“文物最盛处”。从史料记载可知，从南北各地汇聚到南唐境内的文学才俊，大多都能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施展才华，他们不仅造就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四六”艺术的创新与变革。
南北文章至南唐而合其流，“四六”骈辞殊为大观。
李延寿尝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北史》）五代十国和魏晋南北朝颇多相似，而南唐文臣或自幽、燕、潍、秦等北方乱离之处逃死南迁，或自高邮、广陵、庐陵、会稽等南国富庶之地跻身宦途，南北文人的切磨交流，使江南“四六”呈现出典雅舒畅的优美韵致。
南唐“四六”作家如密州孙晟，北海韩熙载、史虚白，许州江文蔚，扶风常梦锡，幽州高越、潘佑等，均为北国才俊。他们远赴江表，所为制诏表书颇能体现北人气质。如韩熙载于后唐天成初投奔杨吴，乃撰《行止状》曰：“某闻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割鸡之刀。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世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谓自己“得《麟经》于泗水，宁怪异图；授豹略于邳垠，方酣勇战”，能“争雄笔阵，决胜词锋，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乃告吴主曰：“失范增而项氏不兴，得吕望而周朝遂霸”。状辞虽稍嫌夸饰，然其才学富赡超逸放达的纯质之情跃然纸上。史虚白“与昌黎韩熙载友善，唐晋之间，中原多事，遂相与渡淮”。此公虽隐居不仕，但“四六”才华仍为时人所称道。《南唐近事》称其“尝对客弈棋，旁令学徒四五辈，各秉纸笔，先定题目，或为书启表章，或诗赋碑颂，随口而书，握管者略不停辍。数食之间，众制皆就。虽不精绝，然词彩磊落，旨趣流畅，亦一代不羁之才也”。
后唐进士江文蔚，南迁之后“与韩熙载名相上下”。沈括尝云：“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赋》‘一窍初启，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鴥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土牛赋》‘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关傥许，疑函谷之丸封。’”赋既如此，作为“诗赋之苗裔”的“四六”便可想而知。高越与江文蔚齐名，早年“精辞赋，有名燕赵间”。后南移江表，历官“元帅府掌书记、起居郎、中书舍人。淮南交兵，书诏多出越手，援笔立成，词采温丽，元宗以为称职”。
江南自古为文章锦绣之地，而众多北方名宿的加盟，自让南国才子体会到质实明快的风度和情彩，“清绮”与“气质”两种文风的互鉴交融便自然产生。如被李穆称为“二陆之流”的徐铉、徐锴即与孙晟、韩熙载、常梦锡及高越等北来文臣相交甚欢，耳濡目染之间遂有了“为文速则意思雄壮，缓则体式疏慢”的深切体会。徐铉“四六”能兼采众长，渐造淹雅，如曰：“魏帝《浮云》之句，不接舆词；王融《曲水》之篇，无闻圣作。”“随城封壌，人歌召伯之棠；浙右控临，时赖京师之润。”其文既深含“清绮”逸韵，又不失剀切畅达。清人谓铉“文章淹雅，亦冠一时”，不诬也。要之，从《骑省集》所收应用文章,便不难窥视到南唐文人兼收并蓄的勤勉样态。
以“古文”气格行于应用骈辞之中，为欧、苏“四六”导夫先路。
骈文史家普遍认为，北宋“中叶以还，欧、苏高唱古文，以古文气格行之于四六之中，风起云涌，蔚为一代作风”，殊不知早在南唐时代，此风早已形成。南唐三主的制诏及孙晟、江文蔚、常梦锡、徐铉及潘佑等所撰表书等，多以散文为偶对，不贵事典，格法气韵与“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者迥然不同。如李昪《举用儒吏诏》曰：“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势弗成；不以杀戮，威武不行。民受其弊，盖有年矣。或有意于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学巨儒，察民之故者，嵁岩之下，往往有之。彼无路光亨，而进以拊妪为嫌退，以清宁为乐，则上下之情将何以通，简易之政将何所议乎。”李璟《答留守周宗乞罢镇诏》云：“昔萧何守巴蜀，高祖无西顾之患；寇恂守河内，光武无分民之嫌。”周世宗显德三年三月，李璟遣孙晟、王崇质使周，奉表曰：“自天祐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迁革异代。臣绍袭先业，奄有江表。顾以瞻乌未定，附凤何从。今天命有归，声教远被，愿比两浙、湖南，仰奉正朔，谨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后服之罪。”这些诏表文字，多以散句为对属，用典无迹，简洁而质实，文法气韵颇类“古文”。
从传世作品可知，南唐文臣以“古文”为“四六”者极为普遍；如欧阳广《论边镐必败书》、徐铉《招讨妖贼制》、汪焕《谏事佛书》、潘佑《上后主疏》《代南唐主劝南汉刘鋹书》等，皆其显例。保大初年，冯延巳当国，与弟延鲁及魏岑、陈觉等窃弄威福，遂致兵败福州，朝野震动。时江文蔚官御史中丞，乃上书弹劾，曰：“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专利无厌。逋逃归国，鼠奸狐媚。谗疾君子，交结小人。善事延巳，遂当枢要。面欺人主，孩视亲王。侍燕喧哗，远近惊骇。进俳优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宠。视国用如私财，夺君恩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此文一出，“权右振竦，朝野喧腾，传写弹文，为之纸贵”。其文骈散结合，骈辞中多用经史全语，恰切精当，宛如己出，洒脱韵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阳修《亳州谢上表》及苏轼《徐州贺河平表》等“四六”名篇。
南唐有国仅三十九年，然“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当干戈扰攘之际，惟有该邦能荟萃人文，使风雅不坠。偷安于乱世的南唐作家，不仅使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可能，更使骈文创作获得了熔铸众长、另造新局的良机。江南文臣所撰制诏表书辞采洒落，超越骈散，文法气韵实开“欧苏”之先，其创新和变革的独特价值，理应得到骈文史家的全面梳理和考察。
（作者：张兴武，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